苏轼和陶诗考论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序 王水照 2011年上半年，我和几位弟子商量，能否仿照我所编“日本宋学六人集”，组织一批青年学者的书稿，编辑一套复旦版宋代文学研究“六人集”。这个想法源自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国务院在1981年批准的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科点之一，2011年恰好是三十周年。古语云“三十而立”，在这三十年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得到迅猛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成为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支力量。我自1992年带博士生始，也培养了相当数量宋代文学方向的博士，从他们之中选择几部著作编成丛书出版，算是对复旦古代文学博士点三十周年的一种纪念。 第二，新世纪以来，由于博士生的扩招，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但同时质量也有所下降。学术著作的出版较之以前容易许多，大量的各类论著充斥书市，有埋没精品之虞。过紧或者过滥，都不是健康的学术出版生态，都不能很好地为学术发展服务。精选几部著作，形成一个“品牌”，或许能够在驳杂的学术图书市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三，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是断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比较丰硕的领域，及时从中遴选一些青年学者的优秀论著，以丛书形式推荐给学界，能够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术繁荣。对他们个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展示平台，扩大他们的学术影响。 我的建议很快得到多位学友的积极响应，他们都纷纷将自己精心撰作的论著加入我的这个计划，同时也很快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鼎力支持。这件事就迅速提上了日程。 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的选题，简单来说有三种常见模式，即个案研究、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个案研究围绕一个作家展开，就其生平、交游、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进行探究；时段研究截取某个时代，就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人群体进行描述分析；专题研究则常常是拈出一个重要概念，或做交叉研究，或做源流辨析，或做历史还原等等。这三种选题模式，各有千秋，也并不对立，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只要不走向程式化，都还大有可为。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交叉课题研究。近年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党争、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重要的新兴交叉类课题，我将它们戏称为“五朵金花”。这五类课题，均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文化—文学”的展开思路。我一直认为，只有将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真正看清文学的位置。当然也必须强调，这种研究一定不要忘了文学本位，落脚点一定是解决文学的问题，我们文学研究者，不应该是给其他学科“打工”的。与此同时，这类交叉研究也内在地要求我们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必画地为牢，自为畛域，应以更为宽阔的学术怀抱去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本套丛书收入了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六种著作。朱刚、李贵、成玮的著作，是时段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他们的聚焦点都在唐宋之际，特别是朱刚和李贵的两部书，有着“唐宋变革论”的明显印记。朱刚从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开始，就密切关注唐宋“古文运动”，陆续撰作了十余篇相关论文，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获得了同道的好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书即是他多年来钻研“古文运动”的集中展示，他标举“士大夫文学”，敏锐地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与之前、之后文学“运动”的不同，强调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精英构成的唐宋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论著对传统“古文运动”之说有所反思，拓宽了“古文运动”的研究视野。所着重阐明的“古文运动”与新儒学、贤良进卷、苏辙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等命题，均有独到的见解。 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历时十余年的修订，较之其博士论文，有了很大的增改和深入。在他刚刚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关于这个论题，学界相关论著还比较少，若干年过去了，“中唐—北宋”的诗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对学界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值得庆贺，对李贵来说恐怕却是无形的压力。不过这部书稿雄辩地证明，好学深思的他在广泛吸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力地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苏轼和陶诗考论》不仅在诗歌研究领域呼应了“唐宋变革论”，而且通过分析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对宋诗进程的影响，深化了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关系研究，更细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诗之嬗变轨迹，突出了中唐到北宋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 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与李贵的论题有些重合，但却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他在上编抓住诗学观念、文人分布和诗体发展三个重要因素，从制度、思想和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