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敎與情慾

在台湾学术界，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文化史组为中心的一批学者，近年来在“情欲解放”的主题下进行的一系列明清妇女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同类研究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这从二十世纪末由熊秉真、吕妙芬主编的一部论文集的题名——《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即可看出端倪。其中适成对照的是王鸿泰的研究[见王洪泰：《青楼名妓与情艺生活——明清间的妓女与文人》，载熊秉真、吕妙芬主编：《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困文化中的后／现代性》]，因为他恰好是从一个与高彦颐的研究相反的“man to women”的方向，用妓院这一家庭之外的“情艺世界”来论述同一个主题的。全文以晚明以来妓女的“文人化”为中心线索，铺排了一个超越传统男女关系的新的社会文化即“情色文化”的孕育成长过程：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繁荣，妓女和文人这原本等级分明的两大群体在社交生活上的互动愈益频繁，渐渐地在妓院这一礼教的化外之区营造了一个外在于功名征逐的，男女平等交往的“情感世界”；渐而又演变成明清士大夫的一种生活形式的选择，即以名妓为婚姻对象，直接将在妓院中发展出来的情艺生活纳入到日常婚姻的范围之内，在不对抗礼仪规范的情况下，于家庭生活之中另外分割出一片“情”的空间，形成一种“妻”与“妾”、“义”与“情”分立并存的局面。于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式便在旧有的婚姻关系之内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在作者看来，《聊斋》的人狐恋和《红楼梦》的情感纠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上述情感世界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