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

1．东正教在中国的存在具有天命使然般的意义。俄国是历史上正教明灯的执掌者和在东方的和平传播者。东正教没有依靠武力进入中国，而是通过俄人俘虏以平和方式出现在那里(始于13世纪)。 2．17世纪末东正教在中国的出现是由俄国在西伯利亚东部开展的殖民运动以及东正教教会的布道活动导致的。被俘阿尔巴津人在北京的状况与此前在那里居留的俄国人的处境相同。世袭披甲，尤其是与东正教俄国的宗教联系挽救了埋藏在阿尔巴津人之中的正教的种子。他们将这种子传递给了当地居民。 3．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是按照彼得大帝的想法在北京建立的，同时经过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后来又由《恰克图条约》(1727－1728年)将其存在合法化。俄国传教团在中国的状况是由东正教的基本原则所决定的。传教团在处理与中华帝国政府及其臣民的关系方面遵循了这些原则。俄国传教团的活动始终与俄国对华采取的宽宏政策一脉相承，与牺牲中国的民族独立并极力将基督教文明强加于其人民的做法大相径庭。 4．驻北京传教团起初是按照西伯利亚的教会领导者签发的文书开展活动的，而且，在其存在的头一百年中一直由后者管辖，后来才开始执行圣务院和外交部的指令。 5．我传教团最首要的任务是对阿尔巴津人后代进行教化监督，而后为中国人开启正教之光。北京传教团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始终坚持为其确定的道德宗教界限：不进行惹人厌烦的布道，不在皇宫中勾心斗角，不热衷于经商牟利。俄国传教团无私地向自己的教民施恩行善，教导他们听从圣教会的教诲，服从当地政府的管理。 6．驻北京传教团的第二个任务是在独立发展的俄中外交和贸易关系中担任中介。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的传教团有时能成为将两个相邻帝国联结起来的纽带，不断提醒中国政府有一个友好而强大的邻国存在。 7．驻北京传教团的第三个任务是将学生或者大学生培养为翻译。传教团曾是俄国汉文和满文专家的唯一培养基地，是俄国政府获取中国信息以及对这个少为人知的国家进行全面研究的绝佳机构。 8．俄国传教团在其驻北京的第一个百年经历了两个时期和8次成员轮换。传教团的人员构成长期以小俄罗斯人为主，后来为大俄罗斯人取代。大俄罗斯人积极维持驻北京传教团的内外状况，其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东方语言专家。 9．第一时期(第三章至第七章)涵盖了60年(从1685年至1745年)。这一时期传教团做了两项工作，一是管理阿尔巴津人牧众，二是培养学生。我们的传教团赢得了中国政府的尊重与好感。中国政府赋予了传教团成员较本国臣民更优越的地位并经常给予其庇护，甚至在其成员生活上有失检点时也是如此。 10．第二个时期(第八章至第十二章)的活动同样为60年(从1745年至1808年)。由于俄中关系出现障碍、某些传教团成员在知识与道德方面存在缺憾以及物质供给的不足，驻北京传教团陷入被遗忘和悲凉的境地。即使在这个时候，传教团依然没有放弃东正教的基本原则及为其确定的任务。 11．在中华帝国活动的天主教传教士借助于阴谋诡计阻挠俄国对华外交取得成效，妨碍东正教传教团开展活动。天主教传教士在布道过程中遵循耶稣会的原则，与东正教教义正好相反。 12．东正教传教团和睦地对待自己的基督教同道，没有冤冤相报，相反却学其所长。中国政府对天主教传教士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多次将他们宣布为公敌并对他们及其教徒采取镇压措施。 译者序及提要译者序 在中俄两国关系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我国史籍中亦称俄罗斯馆)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自18世纪中期起，俄国传教士中就有人开始关注驻北京传教团的历史。第四届传教团(1745－1755年)修士司祭斯莫尔热夫斯基应是试图记录传教团历史的第一人。他利用往届传教团成员遗留下来的档案和传闻，撰写了《驻北京传道团之我见》，描绘了驻北京传教团早期的存在状况，同时揭露了领班及成员的种种劣迹。然而，作者“愤世嫉俗”的写作风格使得这部手稿未能及时发表，而在传教团中搁置了几十年，1821年由第十届传教团监护官、后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季姆科夫斯基将其带回了圣彼得堡。第二位对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历史进行全面描述的是第八届领班格里鲍夫斯基。此人一共撰写了12种著作，但大都没有发表，其中有一部没有标题的手稿，详细地叙述了中俄两国的最初交往、雅克萨战俘的来京经过和俄罗斯佐领对东正教信仰的动摇和背弃情况，同时介绍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各届传教团领班的活动。1905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维谢洛夫斯基对斯莫尔热夫斯基和格里鲍夫斯基的手稿进行了整理，结集以《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为书名在圣彼得堡出版，1978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1] 然而，无论是斯莫尔热夫斯基的记录，还是格里鲍夫斯基的叙述，尽管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其中还是掺杂有许多传闻，不能算是学术研究。真正将驻北京传教团历史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是《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作者、第十六和十七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