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简介：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通过前所未有的对管理学文献的考察，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在20世纪60年代的重构方式，揭示了雇主采用1968年的反文化语言发展了新的工作实践，以及更为成功和隐蔽的剥削形式。《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认为资本主义新精神的成功仰赖于卓越批判的再起，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衰落的社会批判和艺术批判重新赋予了重要性。 导读：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对现代社会作了有力而全面的阐述，并发展了针对现代社会排除模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 ——《社会学评论》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毫无疑问将成为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当代经典。 ——《政治研究评论》 这部宏大的著作是整整一代人的社会学，这一代人被资本主义搞得有些措手不及。它就像一部伟大的小说，会让读者深深地沉醉其中，并会给左派的复兴提供新的武器。 ——法国《自由》杂志 英文版序 1994—2003 自从我们组织起工作规划并在五年后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以来，已经过去将近十年了。所以，或许值得简要描述一下《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形成时期的一些特征。我们为了应对近期经济与社会的变化而采取的理论定位的各项决策，实际上可以通过追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法国学术与政治形势的某些因素来加以阐明。 论及资本主义 第一个特征听来相当简单（就我们的主题而言，却并非不重要），就是说：除了少数所谓老式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濒危物种”）以外，实际上没有人再谈论资本主义了。这个词语干脆从政治家、工会工作者、作家和新闻记者的语汇中被剔除了，更不用说社会科学家，他们早已把它从历史上遗忘了。在这方面，特别惊人的是（只举一例），原先猛烈攻击“资本权势”的政治生态学话语，似乎已遗忘了破坏自然资源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之间的关系，而这在十年前还是很明显的。如果说英语世界的作者们（特别是美国人）还在使用这个词语的话，那无疑是因为，这个词语在他们的学术和政治文化中——与我们在这些方面相比——与共产主义的关联较少，所以，旧世界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宁可忘了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则是到处都在谈论着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一个突出的对比。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法国社会学谈论资本主义的过程。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谈论资本主义是由不同程度正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所引起的——由于阿尔都塞主义导致的复兴，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主要的范式。这种范式有时显示为“回归本源”，旨在恢复纯正的马克思的思想；有时则把自身嫁接到其他传统和作者身上——特别是，一方面是涂尔干和韦伯，另一方面是弗洛伊德和尼采。这些不同的“学派”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双重野心，其矛盾性质总是未被理论说明，甚至未被承认。一方面，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激活社会的实证主义观和历史的科学主义观（社会由“结构”所构成，被“法律”所占据，受摆脱社会行动者意识的“力量”所驱动；而历史本身所遵循的进程并不直接依靠受制于它的人类意志）。另一方面，它们设法与这些年间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并充当其批判先锋。根据这种概念，社会学必须既是科学的，又是批判的。 现在，以我们看来，这种双重导向违背了价值问题，特别是道德价值和理想。因为它旨在探究行动者的意识，并揭开他们无法掌控的结构、法律和力量。科学方法可以把道德价值和理想作为“意识形态”来处理，也就是说，按照这种概念，可以把它们作为力量对比的一种虚伪外壳（总是不说明为什么需要这种面具）。相反，批判的激情预设，用以批判现实的理想是可以相对比的。 同样的自相矛盾也发生在行动方面。对历史结构、法律和力量的强调，往往会缩小有意识行动的作用。事物就是如此。可是，如果不相信它可以用于扭转人类行动，而且这种行动本身有助于改变事物进程而走向进一步“解放”的话，那么批判态度就变得没有意义。在皮埃尔·布迪厄阐述的统治社会学中，这种紧张是特别明显的。统治社会学的目的是要揭示一种“机制”，通过它来实施作为铁律的普遍“统治”，而与此同时又力求推进为摆脱外部势力和外部干预的个人解放的工作。但是，说到底，如果一切关系都可归纳为利益冲突和力量对比，而这又是“社会的”秩序中所固有的一种“规律”；那么，用义愤批判之辞来揭露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像昆虫学家不带感情地套用它们来研究蚂蚁社会。 面对这些疑难，而且处在抗议运动消退和马克思主义衰落的背景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社会学和政治学（我们在“政治与道德社会学学会”内曾接触过）设法重新探究行动与道德价值的问题。在行动领域，问题在于寻找一种语言，使之有可能把人的行动描述为并不是去实现结构所铭记的潜力，或者去执行一项既定的计划（说到底，就是不认为真有所谓行动的事），而是因为它们预设，决定与冒险都是按照人们自身所处的不确定环境来采取的。在道德价值领域，问题则是认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