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

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乃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三十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肋、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晚报》、社科院政治所工作，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右翼帝国的生成》《直话直说的政治》《文化的边境》《炫耀的足球》《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精英的阶梯》《草根才是主流》《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岁就上常青藤》等书。此外，他还长期为海内外报刊撰写评论文章，被认为是中文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的新浪博客有2000多万的访问量，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读者，被认为是思想文化类博客的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