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未來

这是一《中國的未來》的序言，是一本专栏文章的结集。不是百鸟归巢那种，而是刻意地在专栏写一系列有连贯性的文章，然后结集成书。二十多年前我有两本这样以一个大题材写一系列文章而结集的书：《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文章是先在《信报》发表的。都很成功：自己满意，畅销，认真读的人多，有些北京朋友甚至认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了点作用。其后一九九三年，要带佛利民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那里的朋友要求我写一系列评论中国经改的文章，带到北京去。我于是写了《中国的经济革命》那系列，文章不多。这本小书价格相宜，销量高，但因为迫着动笔，时间不够，文章的重量就比不上此前的两本了。 《中国的未来》是今年三月底起在《南窗集》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一个大题材的系列文章的结集。动笔前就有这样打算，但不敢肯定，因为文章不易写，没有信心可以写出一个可读的整体。毕竟写完了，而考虑到题材的困难，自己满意。原来共十八篇，但隔了一期发表《扶农大纲说》，认为有关而重要，于是编为十八，原来的十八改为十九。此外，这结集加了一个附录，是二○○四年一月初写好、二月十六日在《信报》发表的《还不是修宪的时候》。这篇长文重要，因为有先见之明，首先提到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独步天下。 我为解释这地区竞争制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终于得到完整的解释，要靠两个因素。其一是地方政府的朋友有问必答，绝不隐瞒，有关的文件有求必供。其二是自己在经济学上作过研究的学问，刚好与今天的中国地区制度有关。没有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可能成功地解释这制度。 在「中国未来」这系列中，有五篇是解释上述的地区制度的。不厌其详，用不同的角度反复申述。侯运辉与萧满章等懂经济学的朋友投诉有不明之处，高斯也要求我再解释。高斯不懂中文，他的助手译了一篇给他看，他认为重要，要求我详述。其后他两次要求我用英文写出来。七十岁还能解通中国的达文西密码，宝刀未老，上述朋友的投入有助焉。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妙绝天下。读到北京提出的改革地区的一些建议，感受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搞出来的制度是那么优越。以五篇文章解释，最后一篇写得萧满章说完全明白，于是心安理得。解释得清楚，北京当局应该知道哪方面可以改进，哪方面不要动，算是作出贡献了。至于北京的朋友读不读我的文章，或听不听我的解释，则不能顾及。不应该顾及：北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决定，书生之见只是书生之见而已。 不是书生之见那么简单。是科学之见。经济是一门科学，可以解释现象。解释现象的发生——即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与推断或推测现象的发生是同一回事。说过了，预测与推测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或看风水，后者则要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某些现象会出现。简言之，这里说的「情况」就是经济学说的局限条件了。科学逻辑称「验证条件」，经济逻辑称「局限条件」。 我坚守的从史密斯传统发展下来的经济学，指定局限条件的转变是推断现象发生必需的。很困难，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局限条件的变化多而复杂，不容易简化，更不容易拿得准。其二是局限条件的转变要与真实世界发生着的大致吻合，不可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不容易，但如果掌握到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的重点，基础理论——主要是需求定律——运用得宜，经济解释或现象推测可以很准确。原则上可以万无一失——实证科学应该这样——但面对世界的复杂，拿不准局限转变的要点，理论掌握不足，失误频频似等闲也。我自己是幸运的。过于高举自己是人之常情，在经济现象的推断上，我对自己的准绳有点自豪。不是没有失误，而是命中率高。对需求定律的掌握自成一家，前无古人，而对真实世界的局限变化的观察，不遗余力近五十年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反对的行内朋友屈指难算。最亲近的巴赛尔也反对，但认为我的理论天衣无缝，半点错漏也没有（见拙作《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第三章）。问题是当时我对中国的局限转变是否看得准。一天晚上，无意间，我把中国改革制度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知道市场运作的讯息费用与说服既得利益接受改革的费用。一九八一年，看得清楚，这二者正在下降，没有理由不继续下降。 重读当年对中国改革的推断，给自己打一百分。可惜当时不同意的师友那么多，自己不敢推断细节。话虽如此，当时我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 今天看中国未来，远比二十五年前复杂了。形势好，发展动力九十分。然而，明显地，一两步大错会败下阵来。地区制度可以小修，但不要大改。这方面我有信心。货币制度大致上要坚守朱镕基划定下来的，千万不要改走欧美的制度。这是说，人民币要坚守一个固定的锚（虽然我认为以一篮子外币为锚不是最佳的选择），不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方面，虽然支持升值的言论多（包括北京的智囊），我也有信心。写了数十篇文章解释，北京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币大幅升值，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搞起来。改善农民生活是今天北京政策的重点。说过了，这方向不可能错。不能大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