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

中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目标国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份，中国是全球性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接受国。许多人为中国大量引进FDI（外国直接投资）而欢呼，认为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成就。 在《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中，黄亚生提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反诘：中国大量引进行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 黄的前提是：FDI——根本上讲——是一个微观经济现象，而非宏观经济现象。在一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如市场的扩张或劳动力的成本低下，一个国家获得的FDI多于或少于国内投资，取决于外国企业对国内企业的相对竞争力。FDI在20世纪90年代涌入中国，是由于中国国内企业不具竞争力。而且，无法为新的商业机会提供资本，外国企业以“向中国投资”作为回应。 黄界定了造成竞争力不足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企业的体制性主从次序，它将中国的大量经济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企业——国有企业，而没有将这些资源分配给有效率的私有企业。其结果就是中国企业的普遍无竞争力。另一个原因是严重的市场分割——这是因国家所有制所致——它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增长及投资选择，而对外资影响较小。 中国的FDI所带来的主要好处与以下方面有关：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私有化功能、提供给受到信用约束的私人企业的风险投资，以及地区间资本流动性的提高。黄认为，尽管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重要好处，但是，人们还是应该追问：为什么国内企业不能提供相同的功能？这个更宽泛的问题需要对中国的改革策略进行评价。中国的局部改革——尽管它成功地扩大了市场范围——但至今却未解决中国经济中与分配无效率有关的许多问题。 在中国经济问题上，黄亚生正迅速成为美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权威之一。正是这《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将对学者产生重大的影响，实际上，也将深刻地影响到投资者，甚至影响到中国本身。这《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定会改变大学里传授和研究当前政治经济的方法。 ——威廉·柯尔比，哈佛大学 这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的全新、迷人的视角。黄认为较高的外资数量水平——部分地——源自中国未能有效地分配国内储蓄，这与人们在中国问题上大唱赞歌不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定会使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热烈的讨论。 ——苏珊·罗斯?阿克曼，耶鲁大学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它对100个更穷的国家的示范作用——的学生，应该研读黄的细致分析，该分析逻辑严密，学术性强，而且，它是目前市面上对中国的外国投资的规模和数量进行了最好的量化分析的书。认为外国投资令人放心的商业经理、银行家和资本经营者应以严肃的态度阅读《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从而做出更好的准备以获得在中国经济改革下一阶段的成功。中国领导人也应研究这本巨著，但是，他们能够解决黄所说的“常常源自于制度”的问题吗？中国的制度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所给出的答案。 ——丹尼尔·罗森，访问学者，国际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