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

十三世紀之前，中國婦女在婚姻和家庭文化領域中，擁有較大能動性，可以夫死再嫁，甚至是夫在協議離婚改嫁。而不幸慘遭性侵的女性，社會也能有所包容。國家及其代理菁英對「女德」的要求和打造出的「節烈文化」，成效有限。反對實踐節烈的文化，是一種委婉而暗地的反國家文化政策，但以一種隱性的方式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 兩宋的節烈史最早是由元朝丞相脫脫率領的國史團隊製作出來的，但《宋史．列女傳》收集宋朝內外戰爭期間受性侵婦女中的輕生者，殉節者卻少得可憐，絕大多數受性侵女性選擇活下來。而蒙古人殖民統治時，引進「收繼婚」習俗，意外導致婦女遇夫死亡，群趨守寡一途，否則就要改嫁給小叔，造成守寡風熾，寡婦量暴增。 明憲宗時，曾抓到姦淫少女182位的淫魔派高手桑沖，但對於潛藏各地的淫魔，卻顯得無能為力，受害者父母為保障女兒一生幸福，大都隱匿案情不報，受性侵少女最終實踐的是反節烈。明期官方所製作的《元史．列女傳》，在抗拒性侵這一情節編織上有造假之嫌，像是敘及女性在受辱當頭仍有餘裕辱罵施暴者，但文本作者是事發現場的缺席者，不可能得知受害者向施暴者如何振振有詞；又或是將許多戰時蒙難婦女湊數，全說成是節烈楷模。晚明開始，貞烈廟的普遍興築，使得小傳統的經濟弱勢女性，也多少向大傳統的大戶閨女仿效，走向實踐節烈之路。這是受到貞烈廟的視覺傳播影響，非女教書教示，晚明清初社會上的貞女／烈女數因此增加。不過清朝官方製作的《古今圖書集成．閨烈部》，由於對種族意識敏感，再也不敢說出羞辱種族標幟的話；另也有婦女因貧困或子嗣等複合因素造成的輕生，不見得單純只為節烈驅使。 即令明清節烈漸增，本書仍要鄭重指出，不實踐節烈的女性，相對來說仍居絕對多數。透過種種線索，包括官方製作節烈文本的造假手法、淫魔輕易進出大戶閨房的形跡、戰地受俘女性的遣送安置、文化菁英同情夫亡和受辱的婦女等幾處突破口，揭開節烈實踐並非集體實情。由於女性不具備為自己發聲的話語權，枱面上的節烈論述雖響徹雲霄，但節烈風熾僅是假象。 盧建榮 現任《社會∕文化史集刊》（新高地）主編，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也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以及佛光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作者是台灣僅見全方位思維的史家，古今中外史蹟皆其獵場，長年提倡「敘述史學」與「新文化史」，將多項獨到研究成果，改寫成平易故事版本與讀者分享。1990年代起，大量引介西方新文化史學巨作（麥田出版叢書），膾炙人口，引領兩岸年輕世代開創史學新風。 盧氏早期敘述史著作《曹操》出版於1980年；《入侵台灣》獲2000年「中央日報」十大本土創作獎；2003年《分裂的國族認同》獲書評家晏山農許為台灣史界勇於挑戰當權第一人；《咆哮彭城：淮上軍民抗爭史》2014年獲北京權威書評專欄4顆星獎。 其他重要著作：《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