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遁的社会

每到八月份的“虫季”，中国有百万“蟋蟀大军”开始围绕“蟋蟀”流动。该群体一直没有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一群体在蟋蟀收购时聚集在一起，收购完成，群体成员就会像蒸发了一样顷刻间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中；第二，当这一群体的成员再次相聚，他们每个人都成了进出全国各大小斗蟋“堂口”的斗蟋者。因为“堂口” 要防止国家对斗蟋博彩的打击，所以往往只对“熟人”开放，这进一步增加了斗蟋人群的封闭性。但同时，这一斗蟋群体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其中的人员尽管分布在五湖四海，但他们分享着同样的宏观历史叙事；阅读着同样关于蟋蟀的“古谱”；信守并遵从着几乎相同的斗蟋原则和规则；以类似的方式言说和行动。他们靠传统文化的连接，俨然在现代的中国形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 “隐遁社会”。 斗蟋蟀不是简单蟋蟀在斗栅内的拼杀，而更主要的是在斗栅外人与人的较量。而他们较量的依凭不是简单对斗蟋技术的掌握，而是对内含于斗蟋传统文化的谙熟。另一方面，面对国家的“爆堂子”，一个生活于斗蟋社会中的真正斗蟋者不是简单地抗拒和躲避，而是把“嬉戏”的逻辑运用其中。他们把国家也纳入进来，当作了斗蟋嬉戏的另外一个反面参与者。从而，斗蟋文化通过文化的介入，呈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样态。 作者选取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但却一直没能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斗蟋群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七年多的参与式观察和持续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文化社会学的方法不断加深问题意识和延伸分析触角，揭示了相关群体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内在行为的文化逻辑。这不仅体现了作者走近研究对象的努力和开拓研究领域的能力，更表达了作者对于学问的敬畏和追求。《隐遁的社会》选题新颖，所采用的质性叙事方式独特，语言流畅且引人思考，值得一读。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李友梅 作者用七年多时间参与观察斗蟋群体，居然把自己训练成业内“高手”和管理“干部”。在此基础上，用“他者”的立场深描和分析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隐遁社会的情感、自我、关系和亚文化，展示了一个古老行业的“规矩”传承和社会运行逻辑。阅读《隐遁的社会》，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两部著作的作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都曾遭遇到的类似“爆堂子”等特殊风险，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学术历程。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善峰 牟利成，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法理学博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法学理论、法社会学；著有《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律》（2013）、《“中国问题”、现代性与法律的文化社会学解读》（2016）。